中经记者 赵毅 广州报道
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，深化拓展“人工智能+”。在这一背景下，智能驾驶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，正重塑汽车产业生态并深刻影响群众出行方式。然而，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往往领先于制度供给，智能驾驶对现行法律体系和监管机制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。
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在采访中获悉，今年全国两会上，全国政协委员、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提交提案，建议加快完善智能驾驶法律制度及伦理规则，为产业健康发展筑牢法治根基，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。
四大突出问题制约产业前行
当前，我国智能驾驶技术迭代迅速，北京、重庆、广州等地已开启L3级自动驾驶商业化试点，多地密集出台地方性法规推进产业规范发展。但谢文敏指出，配套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建设仍相对滞后，形成制度供给与技术创新的“时间差”，主要存在四大突出问题。
“我国尚无针对智能驾驶的国家层面基础性法律。”谢文敏表示，尽管部分试点城市已出台地方性法规，但法律效力位阶低、适用范围有限，无法对数据跨境流动、算法安全标准等核心事项进行有效调整，制度碎片化问题突出，严重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。
数据监管机制不完善、隐私保护存忧的问题同样亟待破解。谢文敏表示，智能驾驶高度依赖大数据采集处理，涉及海量环境数据和个人信息，而当前数据权属、访问权限等规定尚不清晰。“实践中车辆数据多由系统开发者掌握，一旦发生事故，交管部门、受害人等缺乏法定访问权限，难以独立获取关键数据，可能直接影响事故原因认定的客观公正。”
交通事故责任分配机制尚未完全建立，让司法机关面临“无法可依”的困境。谢文敏介绍，传统事故侵权以“过错”为归责基础，而智能驾驶使驾驶主体呈现多元模糊特征，涉及开发者、经营者、使用者等多个主体。“当事故发生时，如何界定是人为失误还是系统缺陷？系统激活状态下，使用者处于‘乘客’地位，其责任如何认定？这些核心问题目前都缺乏明确法律依据。”
此外，法律监管空白与伦理规则缺失形成双重挑战。谢文敏直言，智能驾驶核心算法的决策逻辑如同“黑箱”，监管部门和使用者难以实现有效监督。随着高阶智能驾驶技术发展，驾驶权交由人工智能临时决策引发的伦理风险持续凸显，目前缺乏明确的伦理指引和审查机制，可能导致将人“物化”的伦理困境。
构建全方位制度与伦理保障体系
针对上述问题，谢文敏结合行业实践与法治建设需求，从立法、数据监管、责任划分、伦理规则四个维度提出系统性建议，推动制度建设与技术发展同频共振。
在国家层面立法方面，谢文敏建议，在总结地方试点经验的基础上，适时启动《智能驾驶法》立法工作。“这部法律应作为基础性法律，对智能驾驶的定义与分级、市场准入、车辆安全标准、算法备案审查、数据安全管理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、保险制度等核心内容作出系统规定，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石。”
对于数据监管，谢文敏强调要平衡数据利用与安全保护的关系。她建议明确数据权属，细化分类分级保护规则，同时引入两种可行路径：一是设立独立第三方数据信托机构，受托管理行驶数据，确保事故调查等法定情形下相关主体的公平访问权；二是由有关部门建立强制性数据共享机制，要求相关主体向指定公共数据平台传输必要行驶数据。
在事故责任分配方面，谢文敏提出“按系统状态划分责任”的核心思路。她向记者表示，系统未激活时，适用传统过错责任原则；在系统激活状态下，应将智能驾驶系统认定为产品，对其导致的事故适用产品责任规则，由有过错的开发者或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。“同时要明确使用者的注意义务和免责条件，配套建立强制保险制度，实现风险的社会化分担。”
伦理规则建设方面，谢文敏建议逐步建立基础性伦理规则体系。她提出，首先要确立安全第一、尊重生命、透明可释等核心伦理原则；其次建立并推行算法备案和伦理审查制度，要求开发者就算法决策逻辑、伦理考量等内容进行备案，由独立委员会开展审查评估；此外，应鼓励企业公开非商业秘密性伦理原则，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人工智能决策规则符合社会公认的伦理价值。
谢文敏指出，完善智能驾驶法律制度及伦理规则，不仅是防范化解安全风险、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必然要求，更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、推动我国智能驾驶产业在全球竞争中抢占先机的重要举措。“唯有实现技术创新与制度建设双轮驱动，才能让智能驾驶技术真正赋能高质量发展，为群众带来更安全、更高效的出行体验。”
（编辑：王金龙 审核：童海华 校对：翟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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