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张照片是毛岸英、毛岸青、毛岸龙三兄弟留存至今的唯一合影。
1931年3月，母亲杨开慧牺牲后，8岁的毛岸英、7岁的毛岸青、4岁的毛岸龙三兄弟由地下党安排，进入中共在上海创办的大同幼稚园生活。幼稚园师生在法国公园（今上海复兴公园）拍摄了这张集体照，三兄弟均在其中
那张照片里，三个孩子挨得很近，脸都还没长开。可照片后头压着的，是追捕、牢狱、改名、逃亡、流浪。照片里有三个人，后来走出来的，却只剩两个。
毛主席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后离开武汉，去部署秋收起义，队伍上了井冈山。杨开慧按党组织安排，带着毛岸英、毛岸青、毛岸龙回到长沙板仓。何键悬赏一千块大洋捉拿杨开慧。她几次躲过追捕，到一九三零年十月中旬还是被密探发现了。同时被抓的，还有八岁的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。
杨开慧在狱里没低头。敌人一次次过堂、用刑，又拿“脱离夫妻关系就放人”来逼她，她一句都不认。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十四日，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被害，年仅二十九岁。孩子没被立刻杀掉，不是敌人心软，是想留着往后做文章。毛岸英被保释后，送到舅舅杨开智家，和外祖母向振熙、舅父母、岸青、岸龙一起生活。杨家门前屋后老有人晃。
一九三一年年初，一个陌生人送来一封转了好几道手的信。信是毛泽民写的。那时他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，知道嫂子已经遇难，也明白三个孩子继续留在长沙，随时可能出事。经党组织同意，他在信里说得很明白，要板仓亲属按约定时间、地点和接头办法，尽快把三兄弟送到上海，过了时辰就别再去。
杨家商量了一夜，最后定下，由李崇德护送。她先去长沙探路、筹路费，又找人帮忙。回到板仓，家里立刻给孩子改名。毛岸英叫杨永福，毛岸青叫杨永寿，毛岸龙叫杨永泰。李崇德不再是舅妈，得改口叫妈妈。临走前一天傍晚，她把三个孩子带到杨开慧墓前，让他们给母亲行礼，也把母亲怎么被害的讲给他们听。
春节前一个清晨，李崇德领着三兄弟出门，在约定路口碰上缪佩秋。缪佩秋推着手推车，把孩子们送到白水车站，一个上午走了四十华里。到站后坐火车去汉口，再从汉口坐轮船去上海。几个人挤在最底层统舱里，偏偏赶上下雪，江风往人骨头缝里钻。岸英、岸青整天缩在被窝里，不敢大声说话，岸龙一直窝在“妈妈”怀里。
到了上海，李崇德按信上交代，找到拉斐德路天生祥酒行，照暗号敲了三下窗，再把信封递进去。晚上，毛泽民和钱希钧赶到。几个孩子扑上去喊叔叔婶婶，大人孩子都掉了泪。毛泽民只说了一句，革命是要死人的。
几天后，三个孩子被送进地下党主办的大同幼稚园。那时毛岸英九岁，毛岸青八岁，毛岸龙还不到五岁。可一九三一年夏天，顾顺章叛变，上海地下党遭大破坏，大同幼稚园也被冲散。大人跑的跑，被抓的被抓，孩子一下没人管，转眼就掉到了街头。
毛岸英后来回忆，那段日子，除了没偷别人东西，没认有钱人做干爹，别的苦差不多都尝遍了。睡马路，拖地板，翻垃圾箱，给黄包车推坡。最揪心的是，岸龙突然发烧腹泻，岸英、岸青出去乞讨，回来一看，小弟已经不见了。从那以后，再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
后来，董健吾才把岸英、岸青收回来。先安顿在自己家，半年后又转到前妻黄慧光那里。黄慧光知道两个孩子的真实身份后，出去乱跑就可能惹来麻烦，她索性不让他们上学，只让他们躲在屋里。起初地下党按月给生活费，董健吾也每月拿二十元贴补。到一九三三年，供给断了，董健吾自己也顾不过来。黄慧光家原本就有四个孩子，再加上岸英、岸青，一家七口，只能靠洗衣服、扎纸花、卖报纸一点点往下熬。
毛岸青卖报时收过假钱，不但白忙，还挨了一顿打。他认定那是假洋鬼子给的，气得拿粉笔冲到路边电线杆上，写下“打倒洋人”四个字。偏偏让印度巡捕撞见，抡手就是一耳光。后来没能及时医治，落下了脑神经的毛病。
一九三六年，事情总算有了转机。董健吾去陕北送信，把毛主席两个儿子的情况告诉了林伯渠。中央考虑陕北条件苦，决定暂不把孩子接去，若有机会，直接送往苏联。靠着董健吾奔走，张学良这边出了力，让李杜带着三个孩子出国，又给了十万法郎作费用，张学良未必清楚那两个孩子就是毛主席的儿子。
一九三六年六月底，毛岸英、毛岸青和董寿琪从上海上船，走香港、西贡、孟买、苏伊士，到法国马赛，再转巴黎。苏联方面同意毛岸英、毛岸青入境，进入国际儿童院，董寿琪没被批准。一九三六年底或一九三七年初，兄弟俩进了莫斯科西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。那年，毛岸英十四岁，毛岸青十三岁。
再看那张旧照片，心里会一紧。镜头按下去时，谁能料到，照片里三个并肩站着的孩子，会在往后的年头里被风吹散一个。留下来的两个人，命是捡回来的，路也是硬熬出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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